前言

2020年3月20日，胡瀚森（音译）简单打包自己的重要物品，接着急匆匆地赶向班加罗尔机场。因为印度总理莫迪已经宣布开展居家隔离，留给外国人回国的时间并不多。尽管疫情形势十分严峻，但是胡瀚森实在舍不得辛苦打拼的事业：自2019年开始，他就搬到印度，主导一家中国风投机构的业务。

他坦言：“我没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样，个人感觉也就两三个月（就会回来），所以我就没打包太多。”超出他预期的，不光是新冠疫情，还有印度翻脸的外资政策。在他走后不到一个月，印度商业与工业部突然修改了FDI（外国直接投资）条款。严苛的投资限制，也让中国对印投资直线下降。

一、中国风投遇冷

虽然受影响的都是中国风投机构，印度并没有在政策条文上，对中国指名道姓。

查询印度商业与工业部官网可以得知，印方修改的是FDI政策的3.3.1条款。条款指出，为了防止疫情期间国内资产被“投机性抄底”，所有直接或间接来自印度陆地邻国的投资将变成“政府审批路径”。

这条政策并未针对特定国家，但是考虑到印度周边的经济往来，中国的投资规模显然占据第一。中方企业以往在印投资，采用“自动审批路径”，只要材料齐全，一周之内就能办理。如果采用“政府审批路径”，审批时间就变成10周起步。

但受这条政策打击最大的是印度互联网巨头。借助融资“烧钱起家”的印度外卖巨头Zomato，受到FDI限制无法获得阿里的1亿美元融资，只好选择迂回策略，与新加坡投资机构淡马锡洽谈，重新协商对应条款。

Zomato的困境，正是众多印度企业的缩影：2020年初，中国对印度公司投资从12.3亿美元暴跌到2.63亿美元。大量企业到款困难，已经影响了基础运营。

然而中国在很长时间内，都是印度独角兽公司的支持者。《福布斯》杂志2017年报道显示，2000年至2016年3月的十六年间，中国互联网企业对印度创业公司累计投资额仅为13.5亿美元。可是从2016年3月到当年年底，投资额增长到23亿美元。2019年12月仅一个月，中国对印度初创公司注资更是超过20亿美元，与美国投资额持平。

目前，中国已经有超 20 亿美元的对印投资进入搁置状态。今年8月，来自传统行业长城汽车也作出决定，将对印10亿美元投资预算中的一部分转移到巴西。这样的停摆，短时间内也难以结束。

印度支付企业Paytm，外卖巨头Zomato有阿里注资。腾讯则押宝在线教育巨头Byju’s。与小米关系紧密的顺为资本业务下沉，捧出来了支持印度“快手”ShareChat，印度“爱回收”Cashify和印度“唯品会”Meesho。长期以来，中国投资印度企业都是双方受益。这次遭遇监管大棒，让各家企业都摸不着头脑。

更让人感到疑惑的，是美国风投的下场“摘桃”。统计机构Tracxn数据显示，2021年二季度印度技术企业投资规模，已经达到72亿美元，其中美国投资规模达57亿美元，中国投资却仅有7.45亿美元。知名投资机构老虎资本，更是在今年达成了25笔交易。

某种程度而言，中方风投对印投资，遇到了“阶段性挫折”。

二、持续七年，中企深耕印度

既然投资印度会面临政策压力，为什么中国机构还能在印度持续投资七年？

在中国机构出海印度前的2010年，美国投资者就感受到了印度的发展机遇。像是红杉资本和Accel这样的投资机构不但在建立印度分部、雇佣当地员工，还针对各行人才建立了“创始人人才库”，为后来印度投资大爆发埋下根基。

如果把投资者比作施工队，打桩的是美国人，搭建大楼的就是中国人。

2013年，中国人李健在印度开办投资咨询公司Draphant。创始人大学专修印度语言文化，曾经深度参与中国企业的印度业务。公司名字也是“龙（Dragon）”和“象（Elephant）”的混合体。也正是这类投资咨询机构的诞生，吹响了中国风投出海印度的号角。

2014年，阿里和腾讯在自身业务线基础上，对印度互联网企业开展了大规模投资。

阿里投资Paytm和Zomato，以及网上超市BigBasket和物流管理公司XpressBees。实际上是把“本地业务生态链”在印度又搭了一遍。腾讯投资打车应用Ola，流媒体公司Gaana和在线旅游公司Ibibo，也带着腾讯之前的风格。表面上是对印投资，实际上是在印创业。

 （外卖小哥中，橙色衣服的Swiggy是腾讯注资，红色衣服的Zomato则是阿里注资）

规模相对较小的顺为资本，则会集中具体业务：印度版“爱回收”Cashify创始人Mandeep Manocha在2018年前往爱回收考察二手电子产品业务。回印度后复制爱回收的发展策略，开设60家线下门店。仅仅花了3个月，门店全部盈利。Cashify因此赢得了顺为资本和爱回收的战略投资。

中国资本的大量下场，终于掀起了印度互联网热潮。

三、不仅投资，更是创业学长

中国投资者对印度而言，不仅是投资者，还是创业学长。欧美等国的投资机构对印度企业态度保守，更愿意选择已经成为独角兽，或者经过多次融资的公司坐享其成。像是信实、塔塔和Infosys这样的本土巨头，也看不上前期持续亏损的互联网企业。

与这些资本机构相比，中方企业往往带着成熟的发展经验来华。对于发展进入平台期的中国企业来说，印度拥有相近的人口规模，十分庞大的基层市场，甚至业务模式重合度也很高（前文中的Sharechat业务模式就很像快手）。中国资本的投资模式，更像是班主任资助班上的贫困生，帮助他们完成学业。

 （图为顺为资本CEO许达来）

由于这层复杂的关系，中国与印度的风投往来，已经变成了一张产业网。印度媒体公司会专门组织企业家和创业团队奔赴BAT企业，考察公司的发展模式，甚至会和中方企业高管开展会议。单纯的投资要钱远远不够，发展模式取经才是关键。

这种发展模式，很容易让人想到软银孙正义的时光机器理论：不同国家IT行业发展阶段不同。就可以在新兴市场业务发展初期，先在成熟市场开展业务，等时机成熟回归新兴市场，如同坐上时间机器，大杀四方。中国风投在印度投资七年，推出了十几家行业独角兽公司，恰恰是这个模式的最佳代表。

而印度政府的选择，却是利用FDI政策的大棒，亲手摧毁时光机器。

四、迂回退出，梦碎新兴市场

印度的政策变化，离不开知情官员的吹风。今年2月以来，印度官员也一直在对外表态中，为之前的FDI限制找到迂回空间。

2月12日，印度商业和工业部国务部长帕卡什，就在政府事务回复中表示：“包括中国在内所有世贸组织（WTO）成员方的外国直接投资将继续会得到允许，这一措施与（印度此前）对WTO的承诺一致。”

印度财经媒体Mint关于相关政策的报道也指出，针对部分“非敏感领域”的投资，可以在股权比例低于25%的情况下进入自动审批通道。然而知情官员也指出，自动审批仅限于制造、汽车、服务及技术等领域。

除此之外，印度针对FDI的政策转型也并不轻松。印度媒体报道指出，政府可能并不会修改给出限制的FDI法案，而是发布指导意见，实际执行中放松管控。就算给出宽松的操作空间，投资审批能否通过也是未知数。

对部分投资者而言，等待天气变晴，不如添衣保暖。面对在印投资的政策阻力，腾讯就借助“债转股”的可转换债券，对印度流媒体平台Gaana投资了4000万美元。也有企业选择在新加坡开办投资公司，维持现有投资规模，规避FDI政策管制。

不过更多的投资者在印度受挫后，选择离开这处伤心地。2020年上半年，中国对印尼科技企业投资上涨55%。像是印尼叫车软件Grab，也在对本土金融公司LinkAja进行投资。像Mucho这样的社交电子商务平台，则被看作是下一个“拼多多”。

面对现在的投资风向，印度精英也有自己的看法。曾为腾讯等外国投资者提供咨询的律师卡拉姆·道莱特－辛格表示，“现在的竞争环境严重偏向于欧洲人和北美人。”英国雷丁大学国际商业法规教授Rajneesh Narula则表示，印度政府频繁更改FDI法规，已让整个国家的投资声誉“声名狼藉”。

胡瀚森在回国之后，工作方向也转型到了跨境电子商务。他也坦言，目前公司的投资还是处于观望状态。平时也是通过Whatsapp等软件，同印度的合作伙伴达成沟通。

时至今日，他还是没能要回班加罗尔公寓的押金。（源自：科工力量）